随后，他们让工头、陶勇的老表等人签了字，这才小心翼翼地将尸体抬上了车，随着一阵引擎轰鸣，这便将死者陶勇，拉到了殡仪馆。
做这些的时候，路北方和季蝉神色凝重，与急匆匆赶来的地产公司老总华凌峰，项目方负责人张悦，以及包工头王强、杨长发，还有五位农民工代表围坐在一起，开始讨论接下来的事宜。
十五六人，挤在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空间里，里边弥漫着一股汗味和尘土的气息，几张破旧的桌子拼凑在一起，上面堆满文件和杂物。
经过近半个小时的激烈讨论，当前，摆在大家面前的问题，主要有三项。
一是陶勇身故的赔偿问题；
二是使陶勇身故的凶手蔡忠要怎么处理的问题？
三是工地必须如常开工的问题。
路北方对处理基层事故，还是有较多经验的。特别是这种群体事故，他知道，强压是不可能，只有拿出满满诚意，才可能破局而行。
在将第一项问题摆出来时，路北方清了清嗓子，率先开口：“这陶勇的赔偿问题。我知道，一条人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这是我们目前能给予家属的一些慰藉。至于赔偿多少合适？赔偿多少你们能接受？为此，我还专门喊来了两位律师，让他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一下身故赔偿金的大致数额……”
不得不说，季蝉是个绝佳搭班子的对象。就在路北方说这话时，季蝉已经给外面负责调度的省政府办公厅主任陈君发短信，让其派两名律师进来。
两名律师进了工地后，翻开手中的文件，当着众人的面，进行计算和讨论后，其中一位律师抬起头道：“根据目前的情况，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陶勇身故的赔偿金，大约是120万元。”
路北方听后，眉头微皱，沉思片刻后，慷慨地道：“120万我觉得不够，陶勇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六十岁的父母，下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还是未成年。他的离去，对这个家庭是毁灭性的打击。我提议，赔偿金提高到150万，而且要尽快落实到位，让家属能早日得到一些安慰。同时，让我们的人社部门和医保部门，将其父母由农村保险，转为城镇职工保险。这样，看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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