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发难的是舆论。
那些原本就在启蒙会影响下，或新近被其收购、控制的报纸、刊物，一改此前“客观评价”的腔调，开始连篇累牍地刊登“反思”、“辨析”类文章。
《徙民实边，功过谁与评说？——再论前朝人口大迁徙之国策得失》。
文章以详实的数据（其中不乏夸大与曲解），描绘当年强制迁徙富户、移民实边过程中，造成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文化断层”，指责此举“虽固疆土，实伤元气”，“与民争利，徒耗国力”。
“《盛世武功下的隐痛：海外用兵数十年，是开疆拓土，还是穷兵黩武？》”，文章将红袍数十年的海外扩张，描绘成一场耗资无数、死伤惨重、只为满足“开疆雄心”的“无底洞”，质疑“所得之地，是否真能滋养我民？”，“所耗之资，若用于内政民生，又当如何？”
这股风潮迅速从报章蔓延到学馆、茶馆，甚至市井流言之中。
魏昶君的形象，从那个近乎神化的、开天辟地的“里长”，迅速向着“好大喜功”、“耗尽民力”、“晚年昏聩”的复杂人物滑落。
与此同时，针对昔日紧紧追随魏昶君、或与复社理念相近、或被启蒙会视为异己的力量，一场不动声色却冷酷无情的清洗与分化，在各地、各部门悄然展开。
那位在琉球风波中曾为码头工人仗义执言、后被“劝诫”的郑主笔，被其报社以“健康原因”礼送“休假”，随即其主编的版面被撤换。
曾在咨政院力挺复社劳工法案的几位官吏，被“明升暗降”，调任闲职，或派往偏远之地“体察民情”。
一些在地方上颇有清名、但与启蒙会不睦的州县官员，被各种“考核不谨”、“政务疏漏”的罪名纠缠，或贬或调。
军中，几位与复社过从较密、或对启蒙会渗透表示过反感的将领，被“正常轮换”到次要岗位，或“奉命”入京述职，实则被变相闲置。
这一刻，启蒙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自信与强势，将自己推上这新天下主导力量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