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的雪，下下停停，转眼已是深冬。
院子深处依然寂静。
朝堂内外的明争暗斗，边疆的“羁縻升级”，七大产业的暗流涌动，基层工棚的低声絮语，技术改良的扳手与齿轮......所有这些惊心动魄或悄无声息的变革，似乎都被那高高的宫墙和西山的风雪，隔绝在了另一个世界。
然而，时代的浪潮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沉睡而停歇，新的面孔，新的声音，开始出现。
率先高调推出新一代旗帜的，是风头正劲的启蒙会。
在一个精心策划的、名为“青年与国是”的论坛上，一位身着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气质儒雅中透着锐气的年轻人出现。
这是徐宗衍，前些年蒙朝廷选派，赴欧罗巴红袍英督府留学。
二十七岁，徐渭仁长子。
不同于其父的深沉内敛，他显得更加自信、开朗，带着海外归来的作风。
随后几日，他的名字和照片频繁出现在各大报刊，海外红袍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在英督府参与财政革新的“宝贵经验”、以及数篇发表在海外知名学术的论文题目，被反复提及。
很快，启蒙会控制的《经济评论》杂志，以特刊形式全文发表了徐宗衍的归国“献礼”之作。
《渐进现代化的财政基础》。
这篇数万字的长文，旁征博引欧罗巴诸国及中原的经济发展史，运用大量数据和模型，系统阐述了一个核心观点。
红袍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遵循“历史阶段论”和“积累渐进原则”。
文章主张，未来三十年内，朝廷的核心任务应是“奠定坚实的财政与资本基础”，具体路径包括。
集中资源发展“先导产业”，即启蒙会划定的七项战略产业，通过“合理有序”的税收与金融政策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逐步优化”劳资关系与分配结构。
最终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平稳、可控、无震荡”地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演进”。
文章一出，在知识界、财经界引起不小轰动。
支持启蒙会者盛赞其“高瞻远瞩”、“脚踏实地”、“符合国情”。
质疑者则认为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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