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平均四十卢布，总共十二万八千卢布，什么时候发？”
彼得罗夫支支吾吾：“资金周转困难……”
“那是你的事。”
吴大柱把一份文件拍在桌上：“这是农会的调解函，三天之内发工资，否则农会将组织工人罢工，并向民权中枢申请仲裁。”
彼得罗夫的脸白了，他知道农会背后站着里长，里长背后站着整个红袍天下的农民。
三天后乌拉尔机械厂的工人拿到了拖欠的工资。
消息传得很快，帕克伯恩城的工人们开始议论农会了。
“你知道吗，农会帮乌拉尔的工人讨回了工资。”
“真的假的？农会不是给农民办事的吗？”
“真的，我表哥就在乌拉尔，他说钱已经到手了。”
“那……农会还挺仗义的！”
类似的对话，在帕克伯恩城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车间、每一个工人宿舍里发生着。
伊万那个在乌拉尔机械厂干了三十年的老工人，拿到被拖欠的工资那天，蹲在厂门口哭了。
他不是因为钱哭，是因为感动。
他说：“我活了五十年，从来没有人帮我讨过工资，工会不管，启蒙会不管，民会不管。最后帮我的是农会，是那些我瞧不起的泥腿子。”
他开始跟身边的人说农会的好话。
“那些农民，自己都吃不饱饭，还想着帮我们。我们有什么脸反对他们？”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他的观点。
一个月后帕克伯恩城农会的会员，从三千增加到了八千。
新增的会员里，有一半是工人，他们不是来加入农会的，他们是来感谢农会的。
可农会的人说：“不用谢，工人和农民是兄弟，兄弟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