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布鞋上：“我知道这很难，可只要想到将来能帮上他们，就觉得现在捡废品、啃干馒头都不算啥。你看你爸，不就是在做这些事吗？我想跟他一样，哪怕只能做好一点点，也行。”
海婴看着他眼里的光，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忽然明白，“当官”这两个字，在小亮心里不是权力，而是实实在在的“能帮人做事”。就像爸爸办公室里那些文件，那些会议，那些跑断腿的调研，说到底，不都是为了让日子能好过一点吗？
海婴这些年在顾家耳濡目染，对自家的境况早有感知。家里的长辈们围坐聊天时，话题总离不开各自的领域——三爷爷在部队里管着训练，二姑夫在建设厅盯着工程，就连远房表叔，都在中科院捣鼓着他听不太懂的“新材料”。家里的条件更是优渥，从他记事起，从没有过吃穿用度的窘迫，书房里的外文书籍摞得比他还高，跟着爸妈去过的场合，不是大使馆的晚宴，就是大学的学术研讨会，这些都是寻常人家难有的经历。
他清楚地知道，爸爸如今是省长，一省的民生、基建、防汛抗旱，都装在他心里，办公室墙上那张全省地图，密密麻麻的红圈标注着需要重点跟进的市县；也记得小时候在国外，爸爸作为外交大使，穿着笔挺的西装，在招待会上用流利的外语与各国友人交谈，胸前的国徽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妈妈是医学院的教授，他常看到她在书房里对着骨骼模型琢磨课件，或是在实验室里指导学生操作器械，白大褂的袖口总沾着淡淡的消毒水味。
奶奶曾是军区医院的院长，他童年记忆里，奶奶的白大褂口袋里总装着听诊器，常常深夜被电话叫去医院，回来时眼里带着疲惫，却会先摸摸他的头，说“奶奶救回了一个人”；爷爷是高级工程师，家里的抽屉里塞满了他画的图纸，铅笔线条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数据，爷爷总说“图纸上差一毫米，到了工地就是大问题”，画完图后，他会把老花镜往额头上一推，对着图纸笑半天。
这些画面像拼图，在他心里拼出了一个“顾家”的模样。可过去十几年里，他从没想过要循着长辈们的路走。在美国时，他觉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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