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整个公安局的尊严！为了你们这些副职、这些中层干部在外面能挺直腰杆说话！”
田嘉明站起身，在办公桌后来回踱了两步，又说道：“沈鹏那个王八蛋！他在东洪当局长的时候，只知道自己捞钱，管过兄弟们的死活吗？局里的同志恨的不是他贪污，是他王八蛋不给局里的职工办事……，你看看现在，东原九县二区，除了咱们东洪，哪个县区的公安局没盖集资房？平安县、临平县、光明区，人家分的都是带卫生间的楼房！咱们的同志呢？还挤在破宿舍里！就因为这个，局里现在有多少人写了请调报告？七个！整整七个骨干要调走！文波，你想想，如果你是局长，手下的干部个个都想走，你这个局长当着还有什么滋味？不让大家安家立业，不提升公安机关的待遇，这个局长能干吗？这支队伍能带好吗？”
这番话，像重锤一样敲在廖文波心上。他想起了队里同志的叹息，想起了刑警队的兄弟因为没房子结婚告吹，想起了自己虽然住在父亲厂里的老房子里暂时无忧，但更多年轻同事的窘迫。田嘉明描绘的“取之于案，用之于警”的前景，虽然带着巨大的风险，却带着一种扭曲的诱惑力。
廖文波低着头，双手用力地搓了搓脸，声音带着挣扎：“书记，我……我明白局里的难处。可是，私扣涉案资金，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啊……”
“犯罪？”田嘉明停下脚步，目光如电般射向廖文波，声音斩钉截铁，“责任在我！天塌下来我顶着！文波，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我田嘉明在东洪，可以拍着胸脯保证，绝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我干的所有事，都是为了公安局这个集体，为了几百号跟着我干的兄弟！说的冠冕堂皇一些，咱们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但就是没有对不起公安局，没有对不起自家的兄弟嘛。”
他走回座位，重重坐下，语气缓和了些，带着一种近乎恳切的意味：“文波啊，你还年轻，可能觉得我太霸道，太不讲规矩。但现实就是这样！当领导，如果只会照本宣科，只会找文件、找政策、找依据，遇到点事就怕担责任，前怕狼后怕虎，这支队伍就完了！就得散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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