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那些大户。每年的经费，省里拨一点，市财政挤一点，大头都用在人头经费和日常运转上了。去年底，魏昌全同志……嗯，就是出事前，还挪用了省里拨下来的部分农技推广专项资金，去填补他那个农业开发总公司搞什么‘三产’的窟窿，现在省厅还在追查这笔钱的下落……局里账上现在……别说一百万，就是十万块的活钱都难凑出来啊！眼瞅着下个月全局干部职工的工资都还没着落呢……”他一边说，一边摇头叹气，一副愁云惨淡的模样。
坐在我对面的晓阳，作为市政府派驻东洪工作组的组长，此刻正低头专注地看着手里的笔记本，手中的钢笔在纸页上看似随意地划拉着。但我眼角的余光瞥见，她握着笔的手指微微收紧。她始终没有抬头看我，但我知道，她心里肯定在骂我“狮子大开口”。一百万，对一个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市农业局来说，没有上级补贴支持，根本拿不出来。
黄修国看着刘副局长诉完苦，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对着我诚恳地说：“县长，您看……魏昌全同志当初承诺的，我们农业局班子认！他代表的是组织，不是他个人。但是，眼下局里确实困难，一下子拿出一百万，实在……心有余力不足啊。”他顿了顿，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这样行不行？您容我们班子内部再仔细盘一盘家底，看看哪些项目能挤一点，哪些专项资金能调整一下用途，或者……我们向省厅打报告，看能不能争取点特殊支持？总之，我们一定想办法，尽快给东洪县一个答复！魏昌全同志放出去的话，我们农业局想办法兜底！”
他这番话说得既表明了态度，又留足了余地，还巧妙地把责任推给了“班子集体研究”和“向上争取”，滴水不漏。我心里清楚，这“尽快答复”多半是遥遥无期了。但黄修国能做到这一步，已经算是给了我这个年轻的老领导天大的面子。毕竟，他现在是市农业局主持工作的副书记，屁股决定脑袋，首要任务是稳住市局的摊子，而不是替前任擦屁股。
“修国同志有这份心，有这份担当，我很理解，也很感谢啊。”我点点头，语气平和，没有流露出丝毫失望，“东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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