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背着手，长久地伫立在宽大的玻璃窗前，目光沉静地俯瞰着脚下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曹河县城。
视野所及，确与临平、东洪有所不同。这里楼宇的密度更高，样式也更为统一，多是那种计划经济时代典型的“方盒子”式四五层建筑，灰扑扑的墙体在冬日萧瑟的天光下，沉默地讲述着往昔工业重镇的规模与气象。
思绪，不可避免地再次缠绕到棉纺厂那团乱麻上。一千九百万的债务压在心头。但这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曹河县国企真实的债务泥潭有多深？恐怕无人能给出确数。这已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秘密”：各级单位、各家工厂上报的报表，无一不经过精心“修饰”与“润色”。有的厂，如同彭树德的机械加工厂，明明自身造血能力尚存，却也要在账面上背负些贷款，用以“示弱”与“自保”，这类“策略性负债”根本无从精确统计。
而更多早已病入膏肓的厂子，其管理层为了逃避责任，刻意隐瞒、转移债务的情况，恐怕也绝非个例。
我回到办公桌坐下，手指无意识地轻叩桌面。心里想着，曹河的县长，接下来会是谁？梁满仓倒下了，留下的不仅是一个病榻上的身影，更是一个权力结构的真空。
县委书记与县长若不能协调一致、同心同德，则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一个理念相通、能担事、敢碰硬、又懂得配合的搭档，对于此刻意欲破局的曹河而言极为重要。
“笃、笃、笃。”规律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沉思。
“进。”我调整了一下坐姿。
门被推开，组织部长邓文东抱着一摞材料走了进来，脸上带着微笑。“李书记，您要的全县领导干部基本信息及家庭关系档案材料，我这边都整理出来了，请您审阅。”
我看着那沉甸甸的一摞，厚度颇为可观，问道：“涉及的范围，都齐了？”
邓文东将材料小心地放在桌角，站直身体：“李书记，按照您的要求，目前全县在册的、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基本信息和主要的家庭社会关系都在这里了。除了您重点关注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我把县直主要部委办局、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的核心情况也一并梳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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