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钟建在酒厂当管委会主任，手里握着那么大的权力。采购要拿回扣，承包业务要收好处费，甚至连工人的岗位都能卖钱。这些事，你不可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汪惠敏小声辩解道，“家里的钱都是钟建管着，我从来不过问。”
“不过问？”粟林坤笑了笑，显然对这个说法恨不认可，“一百七十多万现金，这么大的事，你能不知道？惠敏啊，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划了一下：“我给你讲讲政策吧。根据1988年全国大人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汪惠敏一边听着，脚一边慢慢的往里收着，这是一个防御性的姿势，坐在对面的粟林坤目光如炬，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去年啊咱们国家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才一千四百块钱。一百七十多万，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不吃不喝干一千二百多年。这么大的数额，汪惠敏同志，我不是恐吓你，足够判好几次死刑了。”
“不知道，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粟林坤看着她，眼神里满是惋惜：“惠敏，人死了，钱没花完，又有什么意义呢？县里现在给的政策非常宽嘛。昨天一天，就有三个酒厂管委会的干部主动到纪委交代问题。无非就是吃了点回扣，拿了点好处。只要主动坦白，积极退赃，县委都是给政策，给了出路啊。下来啊，组织上还要让他们给你们两口子现身说法。
纪委办案，无非是摆事实、讲政策、算账本，让当事人的同事、单位领导甚至家人轮番上阵，用情理法一点点剥开侥幸心理，都是常规手段。
“你想想你们的孩子。他还在上高一，要是你们两个都进去了，孩子怎么办？以后他的前途怎么办？”
粟林坤苦口婆心地说了一个多小时，从法律讲到政策，从家庭讲到前途。汪惠敏始终低着头，多数时间一言不发，像一尊泥塑一般。
粟林坤知道，这是大多数涉案人员的通病。都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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