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出现这种事，按我的做法应该是报公安，咱们只等结果就行了。
但通过你的这些布置，我觉得是我想当然了。
哥你给我说说，为啥这么整？”
丫头还是很务实的，不是第一时间去反驳和质疑，而是快速发现不足，虚心的请教。
“先说说报公安的事。
当前法律其实不是很健全的，对权、责、管辖权限这些是比较模糊的。
而且这件事本身，既不是邻里纠纷，也不是刑事案件，而是经济类犯罪。
公安处理这种事情在经验上是不足的。
以前也不是没出现过类似的经济犯罪，但那会儿，厂子基本都是国营的，不是地方国营就是某一条线路上直管的单位。
总之上头有个婆婆管着，这种事情一般都会进行内部处理，该抓的抓，该罚的罚。”
“通过公安介入的方式，时间成本是最高的。
他们要取证，是经过咱们，再对实地进行考察考证，最后才能摆出证据，再之后进行提检，经过检察机关确定，公诉，定罪。
路径长，时间久。
中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变数。
王向东这个人，作为钢厂二级单位的负责人，无论是红山方面还是南县那边，人脉的经营都肯定不是一天两天。
前面打个雷，后面他甚至有充足的时间去解决麻烦，最终可能会不了了之。
这样的情况对咱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我们才是利益受损的一方。”
“再说说比较现实的，让人接手的问题。
其实不止是咱们对南县矿的控制强度不够，就连厂里也是如此。
从依存关系上来说，矿上只是用了厂里的资金用来发工资，设备用来维持生产。
在人事权，甚至内部财务权上，他们是相对独立的。
这跟厂里的二级厂完全不同，严格来说，厂里周边这几个二级厂是厂里的较大的部门。
在地域上，更近，也更有凝聚性，甚至在生产关系上也是强互补的关系。
南县矿则不同，他们一来距离远，二来燃料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商品化、金融化的产品，和厂里的关系，也可以看做是供应关系，而不是依存关系。
就像我们的燃料来源一方面是他们，一方面是阜矿局和票县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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