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到底是亲儿子，嘉靖虽然没给朱载坖银子，但是给朱载坖的都是内府好钱，虽说不能按照700文换一两的官价兑换银子，但是至少是民间乐于接受的好钱，要是让户部给朱载坖弄一堆恶钱，那才真是天坑。
朱载坖和一众讲官看着这些铜钱，不由得无奈感叹道：“两宋铸钱，获利颇丰，以资国用，百姓亦便，本朝不如也！”
几位讲官也不得不感叹，北宋的铸钱是大明望尘莫及的，仅北宋在江西，真宗初年以饶、池、江、建四州钱监为主体的钱监格局形成，到仁宗时期，进一步形成饶、池、江、建、韶五州钱监格局，英宗时期基本维持此格局。而这四州钱监，每岁铸钱就达一百五十万贯，远远超过大明。
元丰三年，共设有17个铜钱监，岁铸铜铸币506万贯。元丰三年之后北宋仍有增设钱监。宋神宗元丰四年二月十四日，在秦州增设钱监。元丰六年三月，又在徐州增置宝丰监，岁铸四十万贯。元丰六年五月三日于梧州置监，岁铸十五万贯。
而每年仅铸币一项，大宋就收入一百余万贯，而大明自断财路，到现在嘉靖准备整顿钱法，现在当然是千难万难了。
李春芳说道：“金陵所用钱，皆开元也。薄小而贱，岂真古开元所铸乎。当事者骤禁之，每至激变”
李春芳的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留都地区民间私铸之钱大概多为唐宋时期的古钱之类，朝廷私铸禁令难以执行。而且一旦骤革之，总会激起地方民变。事实上，地方官员大多心中清楚，私铸不可骤然革除，否则地方上的情况更糟糕。
私铸在明代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不是少数人铤而走险的事情。从事私铸活动的不唯民间小民百姓，宗藩、戚碗势要之家亦参与私铸和私钱贩卖。杨士聪就曾记载崇祯皇帝田妃之父自宁波回，载钱十三船至京贩卖，可获四五倍之利，折银以万计。
朝廷虽然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但是却根本无法执行，官铸制钱滥恶不堪，给民间私铸树立了示范效应。明代前期制钱铸造精少，私铸现象明显较为少见。嘉靖以后，制钱质量滥恶至极。
徐阶也曾经上疏向嘉靖说明现在钱法之弊，明确地指出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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