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运年例并非根据边镇的人员来确定的，更多是边镇的重要性。
如比较受重视的蓟镇、宣大等镇，由于受朝廷的重视，京运就多，蓟镇主兵十万，虽然没有什么空饷，再加上入卫边兵及民兵班兵，京运发银就达到了八十六万两，为九边之冠。
宣府主客兵饷也达到了二十五万两。
但是相应的，三边的京运数量就很少，三边之中，最多的是延绥镇，京运年例二十四万八千两，尚不及宣府镇。而固原、宁夏、甘肃三镇，那就更少了，固原镇发京运银八万九千两，宁夏镇发京运银四万五千两，甘肃镇发京运银五万一千两。
整个陕西三边加在一起，尚且不如蓟镇一镇，朝廷的厚此薄彼，可见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陕西三边的空饷最多，也就并不奇怪了，如甘肃镇，在册军士九万五千余人，实在军士不过三万九千人，这三万九千人中，不知道还有多少老弱病残。
所以杨博说道：“陛下，是以本色不足，各级官吏上则贪污，下则科敛，营私舞弊，中饱私囊，军费日增，军士日减，军饷愈多，军士愈贫，是故边事大坏也！军无入家之粮，是以墩无可守之军。自其科敛之弊言之，有曰火把钱，有曰坐月钱，有曰空闲钱，有曰节礼钱，各项名色，计出千般，军士乌得不逃亡？虽有食粮之数，实无在墩之军，此非一时一日之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