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出了他的答案，陈以勤认为，效仿宋之国史，编撰开国四朝国史，即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四位皇帝，将建文君附于太祖国史之后，但是不革去建文年号。
然后是五朝国史，即英宗、景泰、宪宗、孝宗、武宗五位皇帝，景泰帝单独成书，也并不革去景泰年号，然后就是两朝国史，即睿宗和世宗，睿宗由于实际上没有当过皇帝，睿宗的国史实际上就是承天大志。
应该来说，这次陈以勤的想法比之之前要软化的多了，将建文朝国史附于太祖国史之后，相当于是实际否认了建文的法统，同时一天没有当过皇帝的睿宗也与嘉靖一道编修两朝国史，实际上是通过编修国史的形式对于睿宗的法统予以了承认，继续肯定大礼议。
可以说这次陈以勤的态度已经是非常之低了，但是朱载坖显然仍然没有完全满足，朱载坖主要是针对建文君的事情，朱载坖认为在编撰有关建文君史料时，应当以成祖时的材料为准，成祖废建文帝为庶人，并革除建文年号，彻底否定了建文帝的正统地位。
这点让很多大臣难以接受，他们认为革除建文年号实在是过于激烈了，陈以勤说道：“陛下，建文、景泰又非胜国之君之比，元主可谥，何忍没其号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阙其录于景泰？且景泰之位号既可复，则建文年号亦可复，建文之死事诸臣，且蒙我皇上之恤录，而况其君乎，况其为太祖之嫡孙乎？”
群臣的意见的明确，就是希望恢复建文年号，朱载坖却不能答应，朱载坖当即指出：“在昔仁宗，悯建文诸臣境遇之惨，仁心恻隐，故而恤录，然其离间天家，其罪不可恕也！成祖之言，朕不敢废也！”
朱载坖的看法很简单，就是不能违背成祖的诏命，因为当年朱老四有明确的诏令：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这点朱载坖认为作为后代皇帝，没有充分的理由，是不能予以更改的，至于景泰帝年号和国史的恢复，那是因为在宪宗朝就已经有过明确的诏书了，而且景泰绝嗣，无法对宪宗的法统构成任何威胁，朱载坖认为，依照宪宗皇帝的圣谕，是可以恢复景泰的一系列的待遇的。
当然，朱载坖也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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