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撰写《帝范》十二篇，其中明确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也。勿以为善而法之。”
显然，皇帝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本人可以倒行逆施，对儿子就要说实话了。他希望李治不要效仿自己，做个贤明的君主，必须有节制、有约束。唐玄宗也是如此，他早年间一样是英明神武，绝对的明君，对于臣子也能够做到推心置腹，一手创造了开元盛世，但是享国日久，一样的故态复萌，只不过他的运气没有李世民好，直接整出了安史之乱，所以对于这些明君，确实是很难做到善始善终的。
这点不管是朱载坖还是朱翊釴其实都是很清楚的，他们都是接受过讲官的教育，这些东西也确实是确实存在的，即便是这些所谓的明君圣主，在位日久，一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朱载坖其实看的是很清楚的，当皇帝，尤其是当一个好皇帝，实在是太累了，每天除了批阅不完的奏疏就是各种召见，没有任何个人时间，毕竟天下都是你的，你不操心谁操心？
当有强大的外部压力或者是已经出现了颓势的时候，皇帝还能够自我勉励，勤政爱民，压制自己的欲望，但是一旦在位时间长久，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功劳之后，虚骄自满的情绪是不可避免的出现，毕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自然是极好的，到了这种情况之下，很少有皇帝还能够把持得住自己的，毕竟自己励精图治了一辈子，享受享受又怎么样？
绝大多数的皇帝都是这么想的，自己不过修个宫殿，选几个美人，算的什么事情？所以朱载坖认为皇帝在位久了，未必是什么好事情，当然，频繁的更易皇帝对于国家的伤害更大，而且一旦年纪上来了，体力、精力等各方面都难以支持皇帝再勤勉的处理政务，这点朱载坖的感受是很深的。
十年之前，朱载坖批答奏疏，召见重臣，都是极为迅速的，但是到了现在，每日处理奏疏都是要加班加点，很少有时间去召见重臣，所以朱载坖放权给太子，一来是培养太子、太孙的政治能力，二来就是减轻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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