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司等，大多都当过英国王室的债主。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些商人操控了朝廷，金融资本掌握了政治走向，这点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朱载坖对太子和重臣们说道：“在昔周天子尚不免受辱于贷，遑论升斗小民乎？此断不可行之事也，宜加严禁，以为朝廷长远也。”
对于太子要求对于整个金融体系进行整顿，同时严厉限制高利贷的看法，朱载坖是表示了支持的，但是同时朱载坖也认识到金融的作用，不能予以一禁了之，因为民间确实是有借贷需求的，同时还要吸取北宋青苗法的教训，朝廷在制定各种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执行的问题，不要轻易决策，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不要轻易的直接参与经济运行。
朱载坖认为王安石的青苗法在制度上确实是完美的，按照王安石的设想，百姓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春夏之季，如有需要可以到官府“借钱”解燃眉之急，等到当年秋收后有了收入再还给官府。当然，这个过程中官府要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这个利息一般为本金的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为了规范借贷管理，官府还将百姓分为不同借贷等级，每个等级可以借贷的数额不同，而且借贷时需要其他人担保。这样的话，利息比之之前要低多了，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朝廷还可以获得利息收入，当然那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但是实际上的执行过程中，就远不是这样的了，朱载坖认为王安石对于这些贪官污吏估计不足，同时朝廷和官府直接参与经营，本就是极为愚蠢的事情，所以朱载坖给朱翊釴划定的底线就是朝廷不能够直接参与此事，但是朝廷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抑制高利贷，不管是严刑峻法还是税收以及其他的各种手段，朝廷确实是要对高利贷予以严厉限制。
同时将限制高利贷和鼓励工商业放在一起，使得这些资金从金融领域流入工商业领域，发展大明的工商业，革新技术，扩大生产规模，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在朱载坖看来，大明这么多的人口，要吃饭穿衣，要生活富足，发展工业，革新技术才是最重要的，放贷只能使得大明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激化社会矛盾，这是要亡国的，这点是朱载坖最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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