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道这里，孙镜清用手重重点点桌面，“但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看，这种态度客观上给专家组施加了一种心理压力，让大家在潜意识里倾向于尽快做出一个不会有争议的、不会惹麻烦的结论。”
“岳处长当时也说了一句。”孙镜清看向郑国栋，“他说，宜兰这批东西，数量多，质量参差不齐，大家把关严一点，宁严勿宽。”
“这个宁严勿宽，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这四个字——说得很温和，但导向性很明确。”
“因为‘严’对于文物鉴定来说，就是宁可否定真品，也不要让赝品混进保护名录。”
“这是一种偏保守的、偏行政导向的鉴定策略。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这个策略也确实得到了贯彻——但凡有疑问的、有争议的、有一丝不确定的，基本都被归到了存疑或赝品的范畴。”
“所以说是，这尊观音立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定了赝品。”
孙镜清停了一下，目光转向坐在会议桌尾端一直没有说话的苏白念，嘴角浮起一个意味深长的、略带苦涩的浅笑。
“苏老师，你应该能理解这种工作模式吧？”
“一个专家在鉴定台前做出的判断，表面上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行为，但实际上它被太多学术之外的因素环绕着，行政领导的期望、工作进度的压力、对历史结论一致性的维护、对本单位声誉的考虑、对上级领导面子的关照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没有一个会出现在正式的鉴定报告上，但它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影响着每一个鉴定师在落笔签字那一瞬间的内心权衡。”
苏白念抬头看了一眼孙镜清，之后沉默着点了点头，他没有开口说任何话，但他的眼神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解和共鸣。
他一直以为自己这些年在体制里撞得头破血流，是因为别人太官僚、太不专业、太不尊重科学。
但现在，听完孙镜清这段跨越十五年时光的回忆，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体制里的每一个决策，都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判断。
它是一张网，网里的每一根丝线都连着不同的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考量。
十五年前那个鉴定结论，不是因为孙镜清那些专家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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