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图》里见过同样的手法，那幅画在故宫博物院，我曾经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过。”
钱老师没有立刻回应，他依然站在《葛稚川移居图》前面，像是还有最后几处细节没有看完。
过了十几秒，他直起身来，转过身看着周老师：“我同意你关于马的判断，那几匹马的形态确实符合任仁发的特征。”
“但我不确定的是这幅画上的题跋和印章——卷尾有几方印章的位置跟著录里的描述有一点点出入，虽然出入很小，但在鉴定上，一点点出入就有可能说明它曾经被重新装裱过，或者在某个环节被裁切过。”
“如果它被重新装裱过，那印章位置的变化就可能不是问题；但如果它的装裱是原装的，那位置发生变化就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孙老师站在两幅画中间，听了两人的话之后缓缓开口，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沉缓：“周老师提到的马的形态，我看过了，确实符合任仁发的特征。”
“钱老师提到的印章位置，我也看了。”
“那几方印章的位置差异非常细微，可能是不同时期装裱时留下的裁切痕迹。”
说着，孙老板用手点点桌面，微微皱了皱眉头，“但我更关注的是另一件事——这幅画的纸面状态。”
“它的纸面上有一层非常均匀的氧化色，不是那种被刻意做旧的局部加深，而是整张纸面从内部透出来的老化感。”
“这种程度的氧化，需要至少三百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如果是后仿的，那种氧化的分布不会这么均匀。”
钱老师听完这句话，沉默了几秒。他知道孙老师说的这个判断是基于多年经验积累出来的直觉，不属于可以被量化验证的范畴。
但正是这种不容易被量化验证的判断，在鉴定工作中往往拥有更重的分量。他换了一个角度：“孙老师，你说的纸面氧化状态我同意，确实不是短时间能做出来的效果。”
“但我还是对它的流传路径有疑问——这幅画在清宫记录里是有明确编号的，但它从溥仪手里流失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著录里。”
钱老师也是满腹疑虑，一脸不确定的模样，“按照陈老板的说法，我们现在忽然在一尊佛像的肚子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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