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波臭名声，还好不是指向陈从进的，主要目标，还是针对沈良。
其实，就算是针对陈从进，那其实也没什么大用，他是开国之君，再怎么黑，也黑不死他，更何况，他还是在查贪腐，最多也就是诟病他刑罚过重些。
更何况，后世的洪武帝，人家清洗官场，那才叫真正的刑罚重，跟人家一比，陈从进就是小巫见大巫。
当然了，另一边的沈良虽然是小身板，可他也不怕。
一些无耻之徒，背地里偷偷摸摸的小动作，他又有何惧，更何况，不就是写传记嘛，沈良也已经开始了他人生传记的描写了。
写嘛，大家一起写，就看后人会信谁。
也不知是时人本身就有写传记的习惯，还是被这股风潮带起，写传记还真是承德十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中，是件很流行的事。
这种事，陈从进也没必要反对，爱写就写吧，顺便还能给后世提供足够多的历史素材。
而此时的梁朝，内部文教是真的有兴盛味道，虽说还不能和宋时相比，但很显然，和乾符年间已经是云泥之别了。
那种武夫为尊的观念，也渐渐的被扭转，当然，也不是说武夫地位一下子就下降了。
只是说，武人博取军功的地方变少了，也不再需要整个社会将大部分的资源，全部拿出，用来供养武夫。
社会上，梁朝的文化事业，可以说蓬勃发展，就连活字印刷术都已悄然兴起，甚至究其根源，都未可知是哪个书肆开始整出来的。
此时，正是恩科大开，科举大兴，天下读书人激增，士子对经籍，文集，史传的需求空前庞大。
传统手抄，传抄，早已难以满足市面所需，于是雕版与活字印刷并行，坊间书肆规模化排版刻印日渐普及。
而且还是有多种活字印刷方式，有用泥烧，有用木雕，甚至还有人花大血本，用铜制印刷。
总而言之，大量典籍得以批量刊印流传，既助推了文风兴盛，也让各类传记，杂记，时论得以快速散播。
这除了提振文教之外，无形之中也助长了市井间议论朝局，讨论人物的风气。
什么是经济，经济就是一环套一环，当印刷技术的急剧上涨，那就证明了另一件事，那就是造纸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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