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罗南具有基本的同情心，但要说他能时时刻刻想到底层的苦难，那也太高估他的道德感了。
感同身受是很困难的。
虽然罗南自小无父无母，但姑姑和姑父给了他中产家庭应有的一切物质条件，并尽可能弥补他亲情上的缺失。哪怕十岁开始进行禁忌实验，有两位长辈丰厚的零花钱，有莫雅的接济，基本上他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
所以他追求的从来都不是实利，而是某种理论上的完备以及基于该理论基础上的尊重和认同。
他其实不太懂底层的生活。
哪怕是现在，身处这个湿冷的六人间，看着这些已经事实上被社会机器清扫进垃圾堆，只等最后掩埋的半腐烂之人，他直观的、出于同情的不适感受，在心中沉淀之后，仍无法说“感同身受”之类，而是自然以理性为依归，最后变成了一个冰冷的技术问题：
这样的群体长期存在且持续扩张的话，在地球本地时空应用“梦神孽”的手法，会成为一个潜在威胁。人心欲望是没有边际的，无限挖掘开发，沉渣泛起，最后生出的就是不可控的“孽种”。
宇宙大历史上关于遗传种、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很多了，好像这就是遗传种几无可避的命运。一时之伟人、更高等级的文明可以从社会学的领域暂时缓解，大部分仍是跳不出去。
倒是李维，可能会比较希望看到这些事：死去的生命毫无意义，挣扎在社会边缘的活死人却可能成为最致命的爆弹。
思维沿着这条线拓展开来。
罗南还记得他在巅峰会议上的许诺，要进行全球普查，查明“脏人”和畸变感染者的分期分布。
答案其实早就有了。
从“斑生轮”的普遍性就能看出，低收入群体和荒野游民的特征高度相似，部分重叠；游民回城政策是否有效控制了这种低生活质量人群的增长？
全球人口的“生命年轮”生长状态显示：并没有。
老埃尔斯的“重建经济学”提出快五十年了，形成并稳固了巨型都市圈经济和政治架构的“大基建时代”开始也有三十年了。在权限社会的政策催化下，地球人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飙升，已经恢复并超过三战前的水平。
这种增长速度其实是很反常的。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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