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人员的行程报告、近期抓捕人员名单和一些行动的备忘录……
资料一叠一叠堆起来如小山一般，着实让他感觉有些头疼。
前半夜，一个叫切尔的年轻人发现，六月十七日，科技情报局有人以“技术交流”为名，从物理研究所提走了一套尚未完成验收的高频信号发生器样机，归还日期栏里填着“待补充”。
“去哪儿交流？”鲍里斯问。
“没写。”
“谁批准的？”
切尔翻遍了附件，摇头。
鲍里斯把这份记录单独抽出来，压在桌子上。
后半夜，另一个叫伊尔塔的女少尉从对外接触记录里筛出一条：八月四日，通信管理局一位副处长在捷克文化节招待会上与一名商务参赞交谈超过四十分钟。报备表上备注是“一般性寒暄”，但副处长的专业领域是密码破译，商务参赞所在国正在莫斯科秘密招募东欧籍的技术移民。
伊尔塔把报告交给鲍里斯“这个时间点，”她说，“和他提交出境申请的时间相隔三天。”
鲍里斯低头看着那两页纸，灯管嗡嗡作响，他的耳鸣已经持续了四个小时，像有一根细铁丝穿进耳道，在颅骨内壁轻轻刮动。
他没有说话，只是把这份也叠到第一份旁边。
天亮之前，第三份被翻出来。
八月中旬，第一总局某处的一名技术助理请了五天病假，销假后补交了一份工伤报告，称在下楼梯时扭伤脚踝。
但同期另一份材料显示，这名助理是某位离休副局长的女婿，而那位副局长二十年前曾在驻某国使馆担任参赞，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结识的几名外国老朋友的贺卡往来。
没有证据，没有任何越界的行为记录。只是几张贺年卡，只是五天病假，只是楼梯间一次无人目击的扭伤，但在有心人的眼里这全都是疑点。
鲍里斯把这第三份叠上去时，手指停了一下。他抬起头，看见对面三个人都在看着他。
切尔的领口皱得像腌菜，伊尔塔的眼白布满血丝，另一个中尉始终一言不发，烟灰缸里堆满了摁熄的烟蒂，每一根都拧得扭曲。
“再筛一遍。”鲍里斯说。
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没有人抱怨。一低头继续翻那些永远翻不完的档案。
第二十三个小时，鲍里斯写终于写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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