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华北平原，秋意已浓。天高云淡，金色的阳光洒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
一列墨绿色的专列，如同时代的钢铁脉搏，沿着锃亮的铁轨，沉稳而有力地向北疾驰，撕裂原野的宁静，窗外的景物飞速向后倒去。
赵振国坐在靠近车厢末端的一个靠窗位置，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车厢中部。
老人并没有待在专属的包厢里，而是随意地坐在一张靠过道的软席座椅上。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色中山装，领口敞开，身体微微后靠，手指间夹着一支燃烧的香烟，烟雾袅袅升起。
这并非一场正式的会议，更像是一次随性的交谈。
几位随行的部委干部和此行将要视察的某个工业大省的负责同志，松散地围坐在附近。秘书在一旁飞快地记录着。
谈话起初围绕着即将视察的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展开。
那位地方负责同志，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材料，声音洪亮地汇报着：
“……我们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今年头三个季度，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同比均有稳步增长，预计可以圆满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指标！特别是钢铁和煤炭，工人们干劲十足，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他侃侃而谈，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语调充满了完成任务的自信和自豪。
这是那个时代最标准、最“正确”的汇报方式，强调产量，强调指标，强调精神力量。
车厢里的大部分人都在认真听着，不时点头。这是他们熟悉了十几年的语言和逻辑。
老人听着听着，眉头却几不可察地微微蹙起。
他将目光从窗外收回，缓缓吸了一口烟，然后轻轻抬手，打断了李同志流畅的汇报。
“好了，计划指标，报表上的数字，我都知道了。”他的声音不高，却瞬间让整个车厢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李同志的话头戛然而止，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愕然和紧张。
老人将烟灰轻轻弹进桌上的烟灰缸里，目光仿佛没有焦点地扫过车厢顶板，又似乎穿透了顶板，看到了更深远的地方。
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所有人：
“可是，我这一路走过来，也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的工厂，厂房盖得那么大，工人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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