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鼓励，赵振国接着说道：
“以前在生产队，干多干少一个样，磨洋工的多，地里庄稼就长不好。后来……我们老家搞了‘包产到户’……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可粮食产量‘蹭’就上去了！为啥？因为那地里的收成，跟自家锅里的饭，直接挂钩了！人有奔头了！”
他顿了顿，看到老人微微颔首，心中大定，抛出了核心观点：
“我就想……咱们工厂里，这台机器，这片车间，能不能……也像农村的‘责任田’一样？让工人同志们，觉得这是在给自己干，至少……有一部分是给自己干的？比如，干得多的，超产的部分，能不能……有个‘超产奖励’？让大家伙儿明白，多流一滴汗，不光是为国家做贡献，自己家里的饭桌，也能更丰盛一点？”
车厢内仿佛响起了一声无声的惊雷！
“责任田”？“超产奖励”？
这几个词，在当时的国营工厂体系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直接挑战了根深蒂固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思想！
“小赵同志！你这个想法太天真了！”那位李同志首先按捺不住，脸色严肃地反驳，“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不是旧社会的作坊！怎么能搞这种物质刺激？这会助长个人主义，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我们靠的是政治挂帅，是思想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