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胆子大些、头发花白、戴着深度眼镜的老工人，从人群里挤了出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胸口还别着一支钢笔。
“首长！我……我能说两句吗？”
厂领导想上前阻止，被老人用眼神制止了。
“老师傅，你说！我听着。”老人鼓励道。
老工人深吸一口气，像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
“首长，我叫王建国，在机修车间干了三十五年了！我不怕您笑话，我一家三代，七口人，就挤在两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平房里！儿子要结婚，都没地方！厂里年年说建宿舍，可楼影子都没见着！我们这些老工人，有力气，也想给国家多出力，可这后顾之忧……它解决不了啊！”
他一带头，其他工人的胆子也大了起来。
一个年轻些的工人忍不住抱怨：
“是啊，首长！工资也好些年没动过了！物价倒是有点涨，每个月那点工资，精打细算也就刚够糊口，想给娃买件新衣裳都难！”
另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插话道：
“还有这看病，厂里卫生所就看个头疼脑热，稍微大点的病就得去市里医院，报销难啊！”
问题像打开了闸门的洪水，倾泻而出。
住房、工资、医疗、子女就业……都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困难。
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起初还有些克制，后来情绪越来越激动，言辞也越来越直接。
地方和厂的领导们脸色越来越难看，如坐针毡，却又不敢打断。
赵振国站在人群外围，听着这些带着生活烟火气的抱怨和诉苦，心情很复杂。
上辈子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后，震天的机床轰鸣被死寂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下岗潮，是为了一个临时工岗位挤破头的人山人海，是“从头再来”的歌声也难掩的生活重压……
改革势不可当，可这些工厂，这些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这个共和国曾经最骄傲的资本，难道除了被时代的巨轮碾过，成为转型的代价，就真的没有别的路子了？
其实不是的。
赵振国曾跟一个贱卖国有资产的厂长吃过饭，听到他酒醉后吹嘘自己是怎么赚了比大的，然后润出去的...
改革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惨烈的，是有人偷走了本应属于大家的东西。
最开始发言的那个老工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