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有红烧肉；他实在想媳妇儿想的紧，头上都多了几根白头发；糖糖长高了，也长胖了，他甚至还学会给女儿梳麻花辫了......
信寄出后，他开始数日子。
过了差不多得有一个月，还没收到媳妇儿的回信，赵振国琢磨着去找陈继民走后门，看能不能打个国外长途。
去市长途电话局打电话太费劲了，他上次去了就没成，手续不全，空跑一趟。
刚出门就撞见了周振邦。
周振邦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个黑色公文包。
“在哪儿？我送你。”他说。
黑色的伏尔加轿车缓缓驶出前指。赵振国坐在副驾驶位置，周振邦亲自开车。
“对了，”周振邦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信封，递过来，“你爱人最近的信，通过特殊渠道转过来的。普通国际邮路可能被监控了，为了安全，暂时走内部渠道。”
被监控？为什么？
赵振国接过信封，手有些抖。
信封很厚，边缘已经有些磨损，显然经过长途辗转。他小心地拆开，抽出厚厚的信纸。
媳妇熟悉的字迹跃然纸上。
她写了很多：学习很紧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导师很严格，但人很好；在实验室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个实验，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字里行间，是一个年轻学者在异国他乡奋斗的点点滴滴。
信的最后一页，她写道：“振国，最近总梦见上海下雨，你撑着把黑伞抱着棠棠在机场等我。醒来枕头都是湿的。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不合适，但真的......很想你。想家。想回国。”
赵振国眼眶发热，连忙转头看向窗外，假装被阳光刺了眼。
“那东西解开了。”周振邦忽然开口，眼睛依然看着前方路面。
赵振国身体微微一震，没有接话，等着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