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给资本家打工，”王建军扫视全场，“工人是在为国家创造外汇，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和我们解放初期的‘赎买政策’有本质区别吗？”
“如果出了政治问题，谁负责？”有人问。
“我负责。”王建军说得很平静，“如果这个项目失败了，或者走偏了，我负全部责任。”
会场安静了。这种表态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需要很大的勇气。
最终，方案以微弱多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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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意向书签署仪式在市委小会议室举行。
王建军亲自出席，外经贸办、银行、海关的人都来了。闪光灯闪烁——海市日报的记者拍下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黄罗拔在文件上签下名字时，手很稳。赵振国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心里百感交集。
仪式后，王建军特意留下赵振国：“振国，这次你立了大功。有了这个项目，那些闲言碎语可以消停了。”
“应该的。”赵振国说。
“不过，”王建军看着他，“我总觉得这事太顺利了。你那港商朋友，答应得是不是太快了？”
赵振国笑笑，没说话。
这还快吗？黄罗拔来的第二天就想签约了，他实在太想回港岛了，他觉得海市太冷了，被冻得跟孙子一样。
送走黄罗拔的第二天，那十万港币到账了，王建军的心也放回了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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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廿六，海市机场寒风刺骨。
赵振国带着棠棠去机场接到妻子，刚在堂屋里放下行李，炉火还没把屋子烘暖，敲门声就响了。
院门外站着应教授，花白的头发上沾着雪沫，镜片后的眼神躲闪。
这位素来清高的老知识分子，搓着手，在门口踟蹰了半晌，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吐出一句话：“振国……能不能……借我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