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和力量，参与到国内技术攻关中来。”
会议进行了近三个小时。
领导们问题不断，从技术细节到国际法，从资金落实到人员选拔，从风险管控到长远规划。
赵振国和陈继民尽可能详尽地回答，不知道的或不确定的，就坦诚说明需要进一步研究。
最后，古怀远合上了笔记本，环视了一圈会议室。
“情况基本清楚了。这件事，意义重大，风险也不小。但就像同志们分析的，机会难得，值得冒一定风险去争取。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拿到足够分量的‘敲门砖’和‘引信’。振国提到的那些照片和片段资料，什么时候能看到实物？如何确保运送过程万无一失？”
这才是当下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所有宏伟蓝图，都建立在那一卷可能存在的胶片安全抵达的基础上。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周振邦，这位负责安全与情报协调的同志。
“古主任，各位领导，关于敏感物品的安全传递，尤其是从老美这样的重点国家，我这里有三个初步的思路，提出来供领导和同志们参考。”
周振邦伸出第一根手指：
“第一，动用我们在美的工作人员。这是最直接、理论上控制力最强的方式。人员可靠，训练有素，有完善的应急联络和撤离预案。但风险也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