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的是资本主义的日子，吃的是汇丰的饭，让他突然转向，怎么可能？
有好几次，他不客气地顶了回去：“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
但对方不急不恼，下次见面照样笑眯眯地喊他“秉正”，照样给他带老家寄来的茶叶和腊肉，照样在酒过三巡之后，不经意地提起那边的变化。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那人从未放弃，也从不用力过猛，就像春雨润物，细而无声。
陈秉正后来才明白，那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线，从港岛一直延伸到大陆，延伸到那些他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的地方。
转变是慢慢发生的。七十年代初期，大陆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陈秉正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
他托那人帮他弄来大陆的报纸和刊物，一篇一篇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他看到那个曾经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多年里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上了天，油田出了油。
他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见过的那些面黄肌瘦的乡亲，想起逃难路上看到的饿殍遍野，那样的日子，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开始相信了。
不是被说服，而是被事实说服。
上个月，一个普通的周四下午，陈秉正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交给了那个人。
“秉正，”那人握住他的手，眼眶有些发红，“我等了你三十多年。”
回忆如潮水般退去。陈秉正眨了眨眼，发现自己还站在办公室里，对面是等待他回答的黄罗拔。
窗外的维港夜色依旧，霓虹灯在水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像一幅流动的油画。
他深吸一口气，收回了飘远的思绪。
“黄先生。”他重新开口，声音平静而笃定，“你回去告诉赵先生，我可以帮忙，但我有一个条件。”
“陈先生请讲。”
“我要见赵先生本人。”陈秉正把文件推回到黄罗拔面前，目光直视着他，那双眼睛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不是通过电话，不是通过密电，是面对面。有些事情，不见面说不清楚，也谈不拢。”
黄罗拔略作沉吟，点了点头：
“这个应该可以安排。赵先生出国也并非难事，只要有个正当理由。我回去跟赵先生沟通一下，尽快给您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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