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财富极度贬斥，将君子与小人彻底对立，言义者为君子，言利者为小人，对于财富极度蔑视，事实上绝大多数言义之君子，皆家财万贯、丰衣足食……
孟子更为极端，甚至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对于钱帛甚为贬斥，认为有“仁义”便可穿好衣、吃好饭。
当所有人都在贬低财富、提倡仁义道德，那些穷人便可以安分守己的继续穷下去，哪怕付出了无数的辛勤劳作，却也吃不饱一顿饭，而富人则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财富，读书立说、继续那一套“穷得认命”的歪理邪说……
而这一切之根源，在于古代对于财富之认知。
古人对于“财富”之概念，认为天下财富恒定，有人多取一分、则有人必然少取一分。
《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其义乃国家当让利于民，不可与民争利。
在生产力低下、财富流通几近于无的年代，有此认知可以理解。
但是当国家库府充盈、民间财富横流的大唐，依旧操持着儒家用以治世的那一套，不是蠢、就是坏。许敬宗素来自诩“言利之小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何看得上儒家口是心非的那一套？追求道德仁义没有错，但谁骗天下人仁义比利益更重要，那就不对了……
孔颖达看了许敬宗一眼，道：“君子耻于言利，非是君子不知利之好处，而是要以此引领社会风气，如若君子言必称利，则天下人趋之若鹜，仁义道德何存？”
他口中之“君子”，非单指道德君子，而是与孔子口中之“君子”一样，是指庙堂之上的统治阶级。“小人”也非是“道德低下之人”，而是接受统治的寻常百姓。
身在庙堂之上者，要引领风气，使天下人知晓“义重于利”的道理，如果统治阶级宣扬利益为重，则势必再无人言仁义道德，一个只重利、不言义之社会，自然人心混乱、秩序动荡。
许敬宗虽从不自认儒家子弟，但儒学造诣却不低，可却不敢与孔颖达辩论，对方无论学术、地位、威望都远超于他，如何辩得赢？
“我非在意义利之辨，只在乎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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