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和几所高中的校长，也为吴建军的高分试卷感到惊异。
为了这位高材生的高考资格问题，相关部门开了好几次的会，居委会和教委也联合出具了措辞严谨的担保材料，层层上报。
最终，招生办负责人一锤定音：
“国家恢复高考，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才！我们不能用老黄历来捆住年轻人，更不应该为了一段复杂的历史。断送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未来。
其他方面我们无法干预，但至少在报考资格上，我们要给他争取下来！”
就这样，吴建军在距离高考还有一个学期的时候，进入了当时邕城一高的高考冲刺班。
高考前的日子，鼻尖最常围绕着的是风油精的清凉和书本的墨香。
这段身体疲惫但精神充盈的冲刺，在考场最后一个收卷铃声中画下句号。
放榜那天，吴建军穿上的崭新的衣服，在家人的陪同下挤到红榜前。
高挂的榜首赫然就是自己的名字，那一瞬，全家泪流满面。
“考上了！我们家建军是状元啊！”母亲带着哭腔的惊呼在耳边炸开。
哭的不止是因为吴建军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更多的是他们觉得，印在他们身上几十年的烙印终于可以消除了，今后子孙们终于可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了。
半个月后，吴建军收到了A大教育系的录取通知书。
就当他们以为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开始兴奋地开始筹备杀鸡宰鸭时，一个坏消息传来，刺穿了所有的喜悦。
通知书发是发了，但是A大招生办里一些思想不够开放的干部，仍在政审最后复核的时候提出强烈的反对。
他们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也字字诛心。
他们认为如果是一般的大学就算了，他们A大既是知名高校，又是京城各个单位储备人才的培养地，对待学生的社会关系审核应该更为严格。
他们觉得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执行旧标准，宁严勿松，才是最保险、对国家最负责的态度。
一高的校长亲自上门传的消息，他无奈又惋惜：
“还没有最终决定，但声音很大，不容乐观。”
吴建军着急的说：
“校长，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大伯虽然抗战前期是对党军官，但是在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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