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迹极小。更重要的是——”
邓恩翻开尸检时间线，“铃木裕的死亡时间在晚上九点十分左右。根据邻居证词和他妻子的说法，他通常每周四晚上会在社区中心待到九点半才回家。但那天他提前回家了。凶手是如何知道的？或者，凶手是否根本不在乎他什么时候回家——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杀他，为此愿意冒更大风险？”
邓恩将四张照片并列摆放，后退一步，让所有人能同时看到。
“四起案件。九十六小时内。相距上千英里。”
邓恩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纠正了自己开场白中的范围描述，“表面上看，它们是孤立的、动机各异的刑事犯罪，发生在不同的世界。但当我们只关注‘行为’本身时——犯罪者如何规划、如何进入、如何控制现场、如何撤离——某种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就出现了。”
罗德里格斯抱起手臂：“什么相似性？”
“效率。”
邓恩说，“过高的效率。四起案件，四种手法，但每一种都执行得干净利落——该拿的钱拿了（虽然不多），该制造的现场痕迹制造了，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多余的、情绪化的、或计划外的痕迹。没有无意义的暴力宣泄，没有性侵迹象，没有无关物品被破坏，没有随意丢弃的烟头或饮料罐。”
他停顿，让这些话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