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了‘道德模范’评选，准备把周大勇作为候选人，通过宣传他的事迹，引导社会风气。同时，我们还会在社区开展‘诚信教育’活动，提高市民的道德意识。”
“宣传引导很重要，但不够。”
闻哲打断他，“如果只是宣传，没有制度保障，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还是会有人被讹，还是会有人不敢扶。”
他看向司法局长李伟：
“李局长，现行法律对‘恶意讹诈’就没有办法吗？”
李伟面露难色：
“市长，现行的《民法典》里，有关于‘见义勇为’的规定，明确了‘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但对于‘恶意讹诈’，界定起来很困难，需要证明当事人是‘故意捏造事实’，而且除非造成严重后果，否则很难追究刑事责任，最多就是批评教育或者治安处罚。
“我们查了相关案例，刘德山父子这种情况，因为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最多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可真要是拘留了，老人在医院没人照顾，舆论又该说我们不近人情。法律的尺度，太难把握了。”
“难在法律管不了‘贪心’，也暖不了‘寒心’。”
民政局局长插了话，说“刘德山的医药费，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还得两万多，对他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我们查了，他们没申请低保，也不知道有临时救助政策。要是早有人帮他们一把，可能就不会走这条路。”
闻哲指着墙上的“共建文明城市”标语，说：
“文明不是喊出来的，是靠制度托起来的。人心不古的根源，不是道德沦丧，是‘善意没有保障，恶意没有代价’。”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所有人，
“我提三个要求：第一，司法局牵头，一周内拿出‘善意救助保障条例’的草案，明确‘恶意讹诈’的界定标准和处罚措施，不仅要罚款拘留，还要纳入失信名单，让讹诈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第二，民政局联合卫健委，开展‘困难家庭医疗救助专项行动’，把刘德山这类情况的老人都纳入排查范围，主动上门办理救助，不能等他们走投无路才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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