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有的还是当年响应号召、承包矿山的‘改革先锋’。现在说关就关，他们会怎么想？会不会闹？”
史江伟看着他：“周书记提的这两个问题，方案里都有考虑。职工安置分三块：一是买断工龄，给补偿金；二是培训转岗，优先安排在后续产业项目里；三是符合条件的，纳入低保。矿企老板那边，按政策给予合理补偿，配合的从优，不配合的依法处理。”
周文斌点点头，但眼神里明显还有保留。
就在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刘建国的人——不，应该说曾经是刘建国的人——开口了。
说话的是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叫孙德胜，以前跟刘建国走得近，刘建国出事后一直很低调。今天却主动发言：“史市长，我说两句。”
史江伟看着他：“请讲。”
“矿区的问题，确实该解决。但解决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再斟酌？”
孙德胜语气恳切，“那些小矿企，虽然污染，但毕竟养活着几千人。一刀切关掉，这些人怎么办？你说的培训转岗，培训要时间，转岗要岗位。新产业还没来，旧饭碗先砸了，中间这段时间，他们吃什么？”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一些：“还有，那些矿企老板，在本地经营这么多年，都有关系。有的跟乡镇干部熟，有的跟市里领导也有来往。你这边一关，他们那边肯定要找人。到时候，找人的电话打到市里来，打到省里去，怎么办？维稳压力谁来扛？”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不是反对，是“担心”；不是阻挠，是“提醒”。
但意思很明白：这个项目，麻烦太大，最好别碰。
他话音刚落，又有几个人跟着发言。
有的说“财政承受不了”，有的说“稳定风险太大”，有的说“应该先试点、再推广”。
一圈下来，史江伟提出的方案，已经被“困难”包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