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失意，并没有改变这个人在骨子里的坚持。
有时张卫国坐在他对面，看着他伏在驿站的油灯下奋笔疾书，鬓角的白发被灯光映得发黄，会想起在明州看见的那些密密麻麻写满纸的标注。
那一年他数的是明州的小村子，如今他数的是整个淮南。
有一天傍晚，他们在一个小县城的驿站歇脚。
李吉甫照例在灯下写东西，张卫国坐在旁边翻看一本路上买的地方志。
窗外有人在唱小曲，是驿站老板娘的女儿，嗓子算不上好，但调子婉转，飘飘忽忽地荡进屋里来。
李吉甫的笔停了。
他侧耳听了一会儿，神情渐渐松弛下来。
“先生，”
他说，
“这调子好听。”
张卫国也停下翻书的手，听了听，道：
“是不错。”
“在长安听不到这种调子。”
李吉甫把笔搁下，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
暮色里，那个唱歌的女孩正坐在井边洗衣，嘴里哼着一支听不清词的小曲。
“那里的曲子弹得太讲究，唱得太用心。一首歌非得唱出点什么来，不是抒怀就是言志，”
“好像人活着非得有意义，每一件事都得载着点道理，连娱乐都像在完成一道命题。”
他把目光拉回来，脸上的神情在这一刻褪尽棱角，更像一个奔波半生后短暂松弛下来的中年人。
“还是这儿好。曲子只为了好听，歌只为了唱。等到了淮南，你把药铺就开在城中最热闹的坊口，运河边上也有不少好铺面。”
“我闲了就过来坐，咱们听听市井里的俚曲，什么都不干，就光听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