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臣以为宗教这一条是可行的。”
礼部尚书刘宗周出班了：“藏佛虽然在乌斯藏犯下种种恶行，但他们与草原诸部的佛教、大明境内的佛教是有极大差异的。
乌斯藏的藏佛是草原诸部的佛教的源头，乌斯藏的藏佛是政教合一，佛教是最高权力核心。
草原诸部则是藏佛的接受者和护持者，地位上是政教联盟，世俗汗权高于教权，是最高政治和军事领袖，佛教领袖是其精神导师和政治盟友，为汗权提供合法性。
从关系上分析，乌斯藏的藏佛是完全渗透，主导一切，影响了乌斯藏的社会、经济等等，
而草原诸部则是上层推崇，下层混合，贵族和精英阶层全面皈依，但基层牧民中仍保留大量萨满教的传统和习俗，
诸如祭敖包、祭山神等等，形成一种‘佛教为体，萨满为用’的混合形态。
总结起来，乌斯藏的佛教是主人的身份，它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核心；而蒙古的佛教是贵客和顾问的身份，它被世俗权力请来为其服务。
其次，大明开国时太祖就认为宗教必须服务于皇权和国家统治，绝不能凌驾于其上，所以就设立了僧录司和道录司，用来管理和监督僧道的行为。
僧官们由出家人担任，但其任命和管理权在朝廷（礼部），他们的身份首先是朝廷的官员，其次才是宗教人士。
政主教从的根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打破，所以，大明两百多年来，从未有僧道能影响朝政的事情出现。
所以，朱童蒙提出的在卫拉特四部推行佛教来教化牧民，臣以为是可行的。
至于说孩童来大明腹地学习，臣以为是可行的，孩子心智未开，我们教授什么就是什么，即便是有一些早熟的，教授、讲师们也能发现一些端倪，锦衣卫调查就是了。
等到他们返回伊犁河谷想搞事情的时候，伊犁河谷我们已经发展三四年了，牧民们估计也不会跟随的，毕竟他们也不想破坏幸福的生活。
若是有，那就更好，借助这个机会全部揪出来，夷三族诛九族都行，多几个立威，就看看还有没有敢蹦跶的。”
“陛下，臣认同刘尚书所言，我们要做的是教人向善，弱化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方便我们的管理，而非彻底的让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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