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缚”是否合理的辩论。
西方在意的是“威权”，而在东方在意的却是“治乱循环”。
无论王道还是霸道，也无论“治”还是“制”，要解决的都是“天心之争”。
“天心之争”哲学下，讨论的人对供养自己的天地、社稷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宣冲仔细的阅读了“天心之争”，总结一下，就是“个人唯心”和“天道唯物”之间不相契所产生的矛盾。
这种哲学思想，是围绕着五造大汉不断“治乱循环”而搭建的哲学框架。
现汉的学者们认为：所有王朝开国时期，自上而下都是“天心相合”，故天下大治。而到了中后期，则会因为一系列“天心相悖”的操作，由治转为乱。
以“亨汉”为例，该条兴衰规律格外清晰。
亨汉是刘备光复的，但是东汉末年地方上豪强集团基本盘，早已是冰冻三尺。
刘备创立亨汉后，七年就撒手而去了；而后二十年，虽然有名臣辅助，但太宗（刘禅）以仁，对麾下众臣多以训斥为主，而非行雷霆杀伐。
故在亨汉中后期，就依旧是魏晋那个鸟样子。
“心”就是人所想，“天道”就是客观规律，就是允许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所行的可能。
亨汉后期，当世家大族用五石散、清谈来追求心灵超脱；而百姓则是在佛像前寻觅慰藉，而不注重“天”。随后天下大乱，这就是“天心相悖”所产生的。
近代大儒们批判亨汉末期怪相：自上而下，都没对天道社稷，产生一个正确的态度。
而“天心相合”的标准是：百姓对脚下的社稷细心灌种；而士大夫要操持正业，天子和各地宗族族长，掌握“祀”要恪守礼法。时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防止与“社稷”相悖。使得稳定体系产生“病”相。
而本朝就是按照“天心之争”纲领来治国，至今已经是四百年了。
大儒们把这个世界自上而下的总结，将所有的人道纷争都归结于“天心相悖”。
故，宣冲用前世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是有“大众和精英的矛盾”；但是本朝的百姓士大夫们则完全没这个概念，他们的思维中只有“天心相悖”。
所谓“心”，就是士大夫也好，百姓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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