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声色。
董事长笑了："那价格就得按'风险系数'重新计算了。"最终报价比正常价格高出40%。
当晚，方青云在向国内的汇报电报中写道："资本的本质是逐利的。建议转向瑞典或瑞士渠道，虽然价格仍高，但比英国方案节省约20%外汇..."
电报发出后，他站在代办处顶楼的小阳台上，望着伦敦城的万家灯火。一年前，他还是个埋头书斋的研究者；如今，他必须在这片充满算计的商海中，为祖国争取每一分利益。远处，大本钟的钟声沉沉响起，仿佛在提醒他：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每一笔交易，都是另一种形式的抗争。
1961年12月，伦敦的冬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泰晤士河上笼罩着一层薄雾。方青云站在代办处的窗前，手中捏着那份刚刚收到的通知，要调他回国。
方青云轻轻舒了一口气。三年了，终于要回家了。
临行前的周末，方青云特意去了伦敦市中心的百货公司。他用积攒的外汇津贴，给父亲买了一块瑞士手表，虽然是最基础的款式，但胜在走时精准；给母亲选了一条苏格兰羊毛围巾，柔软厚实，能抵御北方的寒风；给弟弟带了一支派克钢笔，给妹妹买了一双小皮鞋。这些在当时的国内都是稀罕物。
结账时，售货员好奇地问："先生是要回国吗？"
方青云点点头："是的，回家。"
代办处为他举办了一场简单的送别会。桓大使难得地露出了笑容，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茅台："小方啊，你这三年没给咱们外交部丢脸。书也写了，物资也买了，连英国报纸都夸你。"
郑怀远参赞拍了拍他的肩膀："回去好好干，说不定过几年又把你派到更重要的地方去。"
林秀琴和其他同事也纷纷送上祝福。方青云一一谢过，最后郑重地向桓大使敬了个礼："感谢组织培养。"
1961年12月18日，方青云拎着两个皮箱，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其中一个箱子里装着他的全部个人物品，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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