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能授田百亩，那他承担的租庸调自然也不算高，可问题是，除了边疆，
内地很难授田百亩，
越往后越是如此。
授田百亩和授田三四十亩，甚至只授一二十亩，和没授田，都承担一样的税赋，
这自然就不合理。
若摊到田亩上，租两石粟，一亩相当于是两升。可如果授田一半，这一亩就提高为四升了。
要是没分到田地，那这两石粟可就负担极大。
另一方面，
贵族官员、士族豪强们，占有大量田地，可不管田地多少，也是按丁来征税赋，甚至官身还能免课役。
就如之前李逸拥有万顷田地，可他是免课身份，一石粟都不用缴纳。而罗家堡一个入籍了的村民，可能只分到了三十亩地，却还要缴两石粟、两丈绢三两绵。
租庸调制很不合理。
这几年，朝廷设立义仓粮，实际就是地税，可是按户征收还是按亩征收，其实这几年也是反反复复。
说到底，
还是那些大官僚大地主们在反对。
按户征义仓粮，田地再多，也最多缴个五石粟，但如果按亩征收，亩征两升，李逸若有一百万亩地，那可就要纳两万石粟，相差四千倍。
朝堂之上，
谁不是拥有许多田地，不是大地主也是中小地主了。
李逸觉得，最合理的税赋政策，其实应当是两税法，按户等收户税，按田亩征收地税。
亩征两升粮，
就算是贵族官员的免课身份，也不能全免，只能按品级，减免相应数量的田地租赋，超出的仍得征收。
而地少的百姓，仍按亩征收，实际负担减轻，没地的就不用缴地税。
义仓粮也是如此。
这样才合理。
但是，他也清楚，这合理的两税法，却深深触犯了当权阶级的利益，想要推行，那是何等艰难。
可田地，也是国家根本，
均田制推行不下去，甚至府兵授不到田，打仗立功得不到勋田奖励，那么国家的其它制度，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早晚要倒塌。
走神中，李逸听到裴矩上奏，请求常平仓加价收粮储备。
朝会结束，皇帝降旨，召宰相至崇贤殿议事，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御史大夫等一并参与廷议。
高士廉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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