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家必有余殃。’
只是后世儒者将‘义’和‘利’片面地对立起来。
因此章越给王安石上书孟子也讲‘利’。
王安石看章越之书心底大大认同，司马光抨击自己‘头会箕敛’，违反了‘孟子之志’。
王安石反击道：“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后来王安石又与曾公亮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汆，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孳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章越用易经‘趋利避害’，‘孟子‘言利’实质上的支持了王安石，也表明日后若他主政的【国事】上于此不变。
信在这里章越只写了一半，下面说了为何‘仁义’之不行。
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庄子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老子和庄子对儒家这一套‘仁义’都不感兴趣，甚至嗤之以鼻。
是老子庄子错了？还是孔子孟子错了？
说到做到不是一回事。你要达到‘仁义’的目的，不能用‘仁义’的名义来提倡。
否则越提倡‘仁义’，世道就越虚伪。提倡什么，什么就衰弱。你一用力就跑偏，‘着力即差’。
要实行‘仁义’，必须反者道之动也。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正是因其不仁，所以才仁万物。
所以人道要法天道，为政也要不‘仁’。这点上法家才是看得最透彻的那一个。
韩非子有言‘君之于民，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对君主而言老百姓的作用就是，君王有难，百姓就要为君王而死，若无事，百姓就要996干到死来奉养君王。
法家说话不好听，但是一针见血，句句都是大实话。
‘害生于恩，恩生于害’。怨恨都是生于恩惠之中，反之斯德哥尔摩症者大有人在。
严刑峻法之下，反生出感恩戴德之心。
所以治国当求‘仁义’，却不可一味以‘仁义’之道治国，必须辅以法家。
王安石看到这里时，纸张随之在春风微微颤动。
王安石心道，若是早遇章越二十年，自己当将他收之门下，如此何必托之吕惠卿，曾布。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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