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五十来岁的处长，姓周，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办公桌上整齐地码着几摞文件，墙上挂着一幅全市环卫设施分布图。
周处长态度很客气，亲自给他们倒了茶，寒暄了几句安西那边的天气和饮食，但在谈到正题时他的表情就变得谨慎起来。
他说他们市这几年的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确实很快，好几座焚烧站已经并网发电，还有几座正在建设，年处理能力已经超过了全市的垃圾产生量。垃圾不够烧，焚烧企业自然要往外找原料。
跨区域收运垃圾是企业自主行为，政府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只能依法监管，不方便直接干预市场。
徐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厚厚的数据报告。那是他出发前让运营组连夜赶出来的，详细记录了浩宇分拣中心在这座城市运营以来的全部业绩——累计处理了多少万吨垃圾，分类回收了多少万吨可再生资源，减少了多少万吨的填埋量，提供了多少个就业岗位。
这些数据不是为了邀功，是为了提醒周处长，分拣中心不只是一个处理垃圾的地方，它是这座城市整个垃圾分类回收体系的末端枢纽。如果分拣中心因为原料短缺而停运，整个前端分类收集系统就失去了出口。
“市民在前端分好类的垃圾，收运车拉到了分拣中心，分拣中心却因为没有原料而停机——这些垃圾最终只能被转运到焚烧站一把火烧掉。”
徐斌合上数据报告，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说到点子上，“那市民辛辛苦苦做了好几年的垃圾分类，意义在哪里？”
周处长沉默了一会儿。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时杯底和玻璃桌面碰出一声轻响。
他说：“徐总你说得在理，但现实情况是焚烧站有电价补贴、有新能源消纳指标，这些政策工具在现行体制下确实比分类回收更有驱动力。”
说着，他想了想，然后继续讲道：“我可以安排环卫部门和浩宇分拣中心续签下一年的合同，在现有框架内尽量保障一部分稳定的垃圾供应量，但跨区域垃圾流通的问题需要更高层面的政策协调。”
徐斌闻言点了点头说：“能续签合同就是现阶段最大的帮助。”
从市政大楼出来之后随行的法务小刘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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