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人口也不像是巴黎那样稠密。所以对于这里的农民来说，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是靠着种地和放牧来养家糊口一般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并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对于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即便偶有抱怨，但也从未达到过想要起来造反的程度。从一千多年前开始，他们祖祖辈辈便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早上在田间忙碌，下午管理家中的牲畜，如果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通常都会习惯性的咨询当地最有名望和最博学的那个人——神父。
或许在法兰西的其他富裕地区，神父当中出了不少侵吞教区财产的败类。但是布列塔尼与旺代等地区的神父们在这些农民的口中，却全都是一等一的慈悲绅士。他们为接济贫困信徒，开导他们的罪恶，组织信徒们在农闲时期开凿水利工程，还能给他们讲解《圣经》中的疑难之处。
至于为什么这些乡下神父会与富裕地区的神父表现出如此大的人格差异，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通常只有那些信仰最虔诚、品性最优良的神父才能够在穷乡僻壤几十年如一日的传道，但凡他们心中存在半点物质上的欲望，那一定早就千方百计的找机会回到繁华都市了。
这些来自布列塔尼与旺代地区的农民与教士的和谐相处已经持续了一千年的时间，而一代又一代虔诚神父的前赴后继自然也就使得农民们将当地神父视为他们的领袖，这种依赖关系不仅有物质上的，更有精神层次的。
所以，当共和政府下令逮捕当地所有未向新政府宣誓效忠的教士时，这帮平时看起来温顺善良的农民们立即就愤怒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这辈子头一次参加了抗议行动，为的就是能够央求政府把他们的好神父放回来。
但是在1793年的1月，路易十六被处死时，这帮农民却没有任何的抗议，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最多也就是惊呼一声：“我的上帝啊！他们居然砍了国王的头颅！”
不过，光是逮捕神父，还没有使得这帮农民拿起武器，他们仅仅只是怒不可遏而已。
最终激化矛盾的是1793年3月政府下达的加征农业税和30万人的征兵令。
他们不理解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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