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了社会救济，并得以借此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来说，《斯皮哈姆兰法令》的通过无疑是灾难性的。
由于物价的逐年上涨，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工资补贴’也狂飙突进。仅在1817到1832年间，全国济贫支出便猛增23%，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更糟糕的是，由于工人的工资差额会由政府补足，所以许多劳动密集产业的工厂主会刻意压低工资价格，因为哪怕他们只开每周一便士的工资，教区也会将工人收入补足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加之，由于穷人只能在户籍地的教区领取工资补贴，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也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自然不能为信奉自由主义的辉格党所容。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废奴法案》《工厂法》《新济贫法》虽然是三项改革举措，但实际上却是一套连招。
《废奴法案》需要付出2000万英镑的财政支出，但是却能解放奴隶的劳动力，放这些成年壮劳力进厂，提升工厂的工作效率。
《工厂法》禁止9岁以下童工在纺织厂工作，限制9-18岁青少年工的工作时间，这一系列规定不仅是为了保护儿童权益，更是由于儿童的工作效率过低，并且任由孩子过早工作会直接损害不列颠未来的发展潜力。
至于童工出清后留下的工作岗位，则将会由《废奴法案》释放的奴隶壮劳力填补。
而为了达成前两个法案，尤其是为了凑出《废奴法案》需要支出的2000万英镑，就必须在支出逐年攀升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上动刀。
在议会改革完成后，辉格党对《伊丽莎白济贫法》动刀是非常有支持基础的。
众所周知，土地贵族、教士、银行家以及军队是托利党的基本盘。
而辉格党的基本盘则是工业资本和新兴的中等阶层。
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因为投票范围的扩大，中等阶层的话语权已经完全压倒了传统土地贵族。
而最让这帮人看不顺眼的便是逐年攀升的济贫税了。
因为教区征收的济贫税范围是教区内的全体居民，而每年需要支付的济贫税以每英亩土地或每英镑的房租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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