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毁灭。把这种逻辑再往下推,就得出了蒙古征服对俄国来说是“祸福相倚”的说法,蒙古的征服带来了毁灭、死亡和奴役,这是“祸”。同时,也迫使俄国走上一条集中权力和统一国家的道路,这是“福”。叶尔莫罗夫将军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看法。”
撇开祸福不论,至少亚瑟当年看这段的时候,觉得至少卡拉姆津的逻辑是顺畅。而且他也不乐意陷入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他是来做文化参赞的,又不是来研究社会科学的。
普希金是个民族主义者,对这种问题发表看法,谁知道会不会拨动他的神经呢。
亚瑟问道:“那叶尔莫罗夫将军觉得应该怎么写呢?”
“他自己倒是不想写,但是他希望能有一支热情的笔把俄国人民从卑微到强大的过程记录下来。”
普希金开口道:“他还谈到了德意志人的问题。差点忘了告诉你,当初保罗一世仿照普鲁士进行军事改革时,他就是坚定反对者,并且还因此被流放了。在军事问题上,叶尔莫罗夫将军是苏沃洛夫式军队教育和训练法的忠实拥趸,极度厌恶普鲁士的线式战术和警戒线战略。他十分担心宫廷里的德意志势力,他说,如果没有人记录下这些当代史,那么再过五十年,俄国人就会以为,由于一些德意志将军领导的普鲁士或奥地利援军参加了这次远征,所以我们才取得了最终胜利。”
亚瑟讶然道:“俄国的情况有这么夸张吗?”
“难道没有吗?”普希金讳莫如深道:“您可以数数宫廷里的大臣中,有多少是德意志人。”
亚瑟略一回忆,他来俄国的时间还不长,见到的俄国重臣也只有两人。
但是好巧不巧,这两个全是德意志人。
其中一个是第三局局长,来自波罗的海地区的德意志第二代移民本肯多夫伯爵。
第二个则是俄国的外交大臣,出生在西班牙的德意志贵族内塞尔罗德伯爵。
喔,对了,还有利文夫人的丈夫,利文家族同样是来自德意志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俄国宫廷任职的德意志人搞不好比俄国人还要多。
不过话说回来,真正的俄国人这种概念本就比较罕见,因为据亚瑟的观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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