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收回了多项侦查指导权限，并不再设置伦敦地检署警方代表职务，而这自然导致了警员提讯所需的标准文书等一系列程序被故意耽搁、拖延审批。
这一切变化来得既迅猛又冷酷，仿佛一场早有预谋的反攻。
那位曾经横贯中枢的苏格兰场三号人物一离职，“敌人们”便纷纷亮出了早藏在袖中的匕首。
他们甚至连试探都没有，每一刀都简洁明了的砍在了苏格兰场的要害之处。
罗万知道这绝不可能是什么巧合，更不可能是某个法官或检察官的一人之策。
如果没有内阁的授意或默许，他们根本不敢搞出这么大的动作。
罗万当然看得清形势。
他是战场老兵，跟着威灵顿公爵一路从伊比利亚半岛打到了滑铁卢，期间受过几次重伤，有一次甚至差点丢掉性命。而罗万从威灵顿公爵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课便是：战略撤退的重要性。
他在与亚瑟合作的两年半时间里，苏格兰场扩张迅速，部门在伦敦的地位如日中天。
然而，亚瑟在任时手段虽强，扩张虽猛，但也恰恰因此留下了太多把柄。
亚瑟亲自提拔任命的警官几乎遍布苏格兰场的核心科室。
亚瑟主导建立的犯罪信息归档机制从未与内务部之间形成正式备案。
亚瑟留下的情报网络从来不受文书程序制约，这套网络之所以能够运行，靠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以及利益关系。
而这些，在内务大臣和治安法官眼中，全是越权。
亚瑟离开苏格兰场之后，罗万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逐一接管、重编、归档，每一次人事调动、每一次结构重建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苏格兰场内战。
亚瑟当年亲手提拔起来的那一批人里，有忠诚的，有聪明的，也有桀骜不驯、不合规范的。然而恰恰是后者，在亚瑟的调教下，成了“苏格兰场风格”的核心。恰恰是这些不合规范的家伙，最受一线警官的爱戴。
他们不拘泥于程序，却总能破案。
他们不擅长写报告，但每次街头混战却都冲在最前。
他们脾气火爆，语言粗鲁，胆大妄为，但却赢得了东区码头、北区集市、南岸工棚那些最难对付的工会线人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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