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情报里看到宪章派激进分子讨论加冕当天部署时，只需要对照一眼，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你的问题问完了。」亚瑟把烟斗放回外套内袋：「那么————接下来该我了。」
平克顿的呼吸还没完全稳住。
「你为什么要和他们搅在一起？」亚瑟问得很直接：「宪章派里有温和派，有演说者，也有只想争取选举权的工匠。但你接触的，是主张暴力的那一派，你很清楚这一点。」
平克顿低著头，像是在权衡什么，又像是在给自己积攒最后一点胆气。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脸来。
那张脸上不再只是慌乱。
「那您呢？」平克顿的声音不高，却没有退让的意思，他反问道：「那您为什么会知道？您为什么会知道，我接触的是激进派，而不是那些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的温和派？您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在讨论的是具体部署，而不是口号？」
他的眼睛亮得有些过分：「因为您也在盯著他们。因为您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可能出事的，不是讲道理的那一群，而是那些已经不打算讲道理的人，他们才是真正可能改变局势的人。我和他们站在一起，不是因为我愚蠢，也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后果，而是我知道光靠请愿和演讲，压根改变不了什么。」
亚瑟盯著对面那个年轻人，半晌没有说话。
「这些————」他缓缓问道：「是谁教你的？」
「这些难道还用教吗？事实就摆在那儿！」平克顿语气刚硬道：「我是伦敦大学的学生！货真价实的！」
他越说越快，越说越像是压抑太久的东西终于找到出口：「伦敦大学不是绅士学校，不是贵族们躲避现实的后花园。那里教我们问为什么、教我们看见谁在受苦、教我们理解法律背后是什么、
一条人命为什么不如一袋麦子值钱。我经常帮我父亲写报告，但我在每一份报告里看到的不是破产、债务、工伤、鞭打，就是送往济贫院。一个孕妇因为偷了一块面包被送上法庭，只因为连一先令的罚金都付不起。隔壁街的贵族太太却能为了她的宠物狗打两次官司，花掉的律师费是那女人十辈子赚不到的钱。我看到工匠学徒被压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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