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有机会维持住自身的中立性。
但是相应的，维持中立的代价同样不是一般政客所能承受的。
只有将自己的脖子套上绳索，将绞索的另一端心甘情愿地托付到他人之手，你才有资格登上政治舞台。
饶是迪斯雷利先生这样的杰出的人物，也是在加入托利党之后，才终于有机会摸到下院的坐垫。
而在这一方面，亚瑟显然比他的朋友更懂得投机取巧，他不喜欢在脖子上套绳子。
哪怕是当年在伦敦塔下令开火，也很难说是他深思熟虑后决定纳投名状的选择，相较于纳投名状，那更像是职业素养驱动下的一时冲动和本能反应。
正因亚瑟迟迟不愿给自己套上枷锁，所以不论是皮尔还是墨尔本，不论是保守党还是辉格党，他们在政治层面都迟迟无法信任这位已经被无数次突发情况证明能力的职业官僚。
尽管威灵顿公爵与布鲁厄姆勋爵等人或许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如果剥开他们的本质，就可以轻易发现，他们之所以信任亚瑟，也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是出于个人情感。
威灵顿公爵欣赏亚瑟·黑斯廷斯，是因为他时常会把军队思维代入政治，毕竟能否打赢一场仗看的从来不是政治观点，而是看你能否知人善任，能否激发士兵的勇气、毅力和大无畏的爱国牺牲精神。
而布鲁厄姆勋爵喜爱亚瑟的原因则更简单，仅仅是伦敦大学最优秀毕业生的光环便足够令这位前大法官感到欣喜，更遑论亚瑟迄今为止的所作所为在布鲁厄姆的眼中都称不上是什么不能原谅的罪恶，甚至有许多事还称得上义举。
他对亚瑟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只在于亚瑟曾在伦敦塔下令开火。但亚瑟在圣马丁教堂里躺著的那三天时间，又足以令大为光火的布鲁厄姆冷静下来，并深切地为这位得意门生的「英年早逝」感到悲痛不已。
所以，当亚瑟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时候，布鲁厄姆除了开怀大笑以外什么也没干。
他甚至连一句重话都没对亚瑟说过，因为当他事后回想的时候，布鲁厄姆发现当时亚瑟的选择就算不是最好的，起码也不是最坏的了。
迪斯雷利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著。
他认识眼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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