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泰晤士报》也不介意对异国展现出人道、宪政、
自由乃至感伤的姿态。
倘若与俄国结盟能推进英国利益，它同样不介意向读者描绘西伯利亚冰原上永驻春天的奇迹。
倘若发现能废除奴隶贸易会摧毁兰开夏郡的棉纺业，那《泰晤士报》自然也不惜为奴隶制辩护。
尽管《泰晤士报》常因立场的突然转变而备受国内外指责，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的政策确实存在政治一致性。
正如我先前所说，《泰晤士报》从未成为执政党或反对派的喉舌，它始终保持著独立性。在某些议题上，它支持当政大臣，而在另一些议题上，则予以反对。但它从不为了反对而反对，只有在真正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上才会寸步不让，例如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
可以说，《泰晤士报》从不固守某项原则的纯粹理论优越性，而是极致的贯彻著务实主义的立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始终坚守著经过实践检验的实用性。
在会面的最后，巴恩斯先生告诉我，这也是《泰晤士报》能够与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保持长期合作的原因。
尽管亚瑟爵士与帝国出版是《泰晤士报》的长期合作伙伴，但这不代表他们就不报导对方的负面新闻，巴恩斯先生对我说，倘若黑斯廷斯爵士明天在圣保罗教堂门前杀了一位主教，那么后天清晨《泰晤士报》一定会在头版头条将这则新闻告诉全国民众，但倘若那位主教确实该死，我们也会在第三版里把理由交代清楚。
而当我把这话转达给亚瑟爵士时，亚瑟爵士却笑著回答说：「如果《泰晤士报》不这么做，那我反倒该反思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一个手握全国最大电报网络的人，一个能在半个小时内把一条新闻送到英国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居然不要求合作报纸替自己唱赞歌。
在德意志，一个人倘若有能力让报纸闭嘴，他通常会立刻这样做。
而在伦敦，一个人明明有能力让报纸替他说话，却反而必须装作自己没有这种本事似得。
英国人的自由或许并不比德意志人的秩序更纯洁，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拿到市场上出售，羊毛、煤炭、钢铁、选票、议席、报纸上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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