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都是非常难处理的。
一个组织，最重要的两个权利，就是人事权和财权。
甚至可以说，财权有时候比人事权还重要。
因为一个比较大的组织，能够走上领导岗位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一辈子所争取的职级，也就是争的待遇。
财政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权的问题。
大唐的藩镇割据为什么厉害，就是因为在安史之乱的时候，朝廷中枢失去了地方财政的控制权，这才让地方节度使坐大。
所以从宋代开始，就一直限制地方的财政权利。
太祖朱元璋之所以要求天下税收都要送到京师，就是为了削弱地方财权，把财权牢牢控制在朝廷手里。
原时空，这个体系一直到清末才崩溃，接着就出现了东南互保。
没办法，中枢和地方的关系，从来都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但是现在是个好时机。
如今大明四周没有强大的外敌，也就没有军事上的压力，可以全心面对内部的事务。
朝廷刚刚编练了新军，正是战斗力最强大的时候，不会出现唐末那种地方依靠武力和中枢叫板的情况。
炼钢厂、化工厂、采矿厂、毛纺厂，各种新技术正在爆发。
货币供应充足，商业活动开始兴盛。
这时候正是放权地方，鼓励地方官府殖产兴业的好时候。
在成子文的事件之后，苏泽更是确定了这个想法。
仅仅靠朝廷中枢是不够的。
工部一直都在忙着修河，但是长江黄河和运河都没修完，更不要地方上的河了。
可是成子文堂堂广西布政使，集合了广西的财力，都无力支撑修治邕江，那地方上又是什么样子？
也难怪，历史上凡是能留下水利工程，造福一方的，都是名臣能臣。
高拱也陷入到了纠结之中。
随着变法深入，高拱也从无条件支持苏泽的奏疏，变成了权衡利弊起来。
没办法，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现在面临的问题，都不再是简单的判断题了。
任何一个选项，都是有利有弊的。
唯一的好处，是苏泽会将利弊都摆上桌子。
这时候如何抉择，就是考验一个人政治智慧的时候了。
让高拱意外的是，张居正首先表示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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