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工具去丈量这些，他只是凭借敏锐的感触和部分例子，就做出了全局性的推断。」
他看向太子，目光清明：「所以臣说，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质疑和反思也没有错。」
「但他们的结论，下得太急、太草率。他们指出了「人理可变』这个方向，却在论证「如何变』、「变成什么样』时，缺乏可靠的方法。」
「他们用的是文人议政的老法子：举例子、发感慨、推己及人。但这不够。」
「那……苏师傅觉得，应该如何？」朱翊钧被带入到这个更深的层次，怒气早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好奇。
「这正是臣希望这次大讨论能引出的东西。」
苏泽身体微微前倾：「臣提出「人理』之说，不是要给李贽、范宽他们一个现成的武器，去攻击他们想攻击的旧靶子。」
「臣是希望，天下有志于学问、有心于治世的人，能意识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观察、总结一个时代的「人心』？如何把握「人理』变迁的真实脉络？这需要工具，需要方法。」
他屈指数来：
「比如，要判断「重农抑商』政策是否该调整，不能只听商人怎么说，也不能只听官员怎么说。」「我们需要知道，全国主要产粮区的农民，对商人阶层具体怎么看？是感激多，还是怨憎多？」「不同地域、不同收成年景，这种看法有没有差异？城市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小贩、雇工，他们对商业的态度又是如何？」
「他们是更依赖商业带来的就业和便利，还是更痛恨奸商盘剥？这些看法，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些不是靠一两个例子，或者主笔在茶馆里听来的几段牢骚就能代表的。它需要调查，需要记录，需要分析。」
「朝廷有户部的黄册，但黄册只记人口田亩赋税，不记人心所想。各地有官报，但官报多载政令大事，少录民间细语。」
小胖钧也正色起来，这个问题太大了，甚至超过了苏泽理论本身了。
自古以来，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能知道真实的民意。
别说是皇帝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县令，也很难知道真实的民意。
地方士绅、衙门中的胥吏，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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