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远的，就说汉唐。」
「汉代，丈夫死了妻子改嫁，虽然不算好事，但也常见，没后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么严厉。」「到程朱之后，这套规矩越来越紧，成了捆人的绳子。」
「这不是「人理』随著时代在变吗？」
「父子关系也一样。」
「「父慈子孝』，本来是双向的。」
「《礼记》说：「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慈和孝是并提的。」
「可后来的法律礼教，多半只强调「子孝』的责任，对「父慈』的义务说得含糊，甚至认为父权绝对，子女几乎没人格。」
「这算不算「人理』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偏斜？」
李贽的意思很清楚了。
他不是要彻底否定纲常。
他是借苏泽「人理可变」这个说法，质疑把特定历史时期固定下来的纲常教条当成永恒天理的正当性。这为「与时俱进」地修正它，打开了一个理论上的口子。
他接著写。
「苏公提倡「实行而一』，说探究天理要「实行』，体察人理要「致良知』，最后要统一到经世致用的「行』上。」
「李某赞同。既然如此，对于「三纲五常』这个人理核心，我们是不是也该用「致良知』的精神，重新看看它在当下时代是不是真的合乎人心公义、社会需要？」
「是不是该用「实行』的态度，检验它的具体规矩在现实里到底产生什么效果？」
「是让人伦更和睦、社会更进步，还是制造压抑、不公和僵化？」
他追问。
「如果发现有些具体的纲常条目，已经和现在大多数人的良知感觉相反，或者在社会「实行』中弊大于利，」
「能不能依照苏公「人理随时代迁流』的理论，对它进行合适的调整、解释甚至革新？」
「而不是抱著老古董不放，硬把它塞进「永恒天理』的框子里，逼著所有人遵守？」
文章最后，李贽把问题抛回给苏泽和实学同道。
「这问题可能有点尖锐，但实在是因为李某看重苏公的新论，期望很高。」
「如果「实学』只停留在研究鸟兽、种豌豆、算历法，对人间最重要的伦常秩序不敢碰、不愿想，那它的「统一』大业，难免有避重就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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