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学协作。」「若无人制肥、无人造器、无人研算，增产从何谈起？农本已与工商技学密不可分。」
「其二，工商之用今非昔比。」
「军械革新，赖匠造；船舶远航，赖舟匠；铁路开凿，赖机造。无工则兵弱，无商则货滞。」「近年边关粮饷转运、棉布成药流通，皆靠商队网络。工商实已为兵事民生之血脉。」
「其三，民需已变。」
「古时民求温饱，农为要务。今京师及江南诸地，百姓所求不止于食。」
「有求棉绸之暖，有求书籍之明，有求钟表之便。此等物产，孰人供给？工匠与商贾。」
「若强抑工商，则民需不达，反生怨隙。」
文章又引了苏泽早年的《四民道德论》。
「苏公昔言：士农工商，皆国之栋梁，各有其德，各尽其用。」
「士以忠信，农以勤朴，工以精巧，商以通达。四民协和，国乃强盛。」
「此论早已破「末业卑贱』之旧念。」
「今苏公再倡「人理可易』，恰可为此论张目。」
接著分析「崇本抑末」在当下的实际后果。
「仍持旧念，则工商之才受抑，创新之术难兴。」
「北洲垦殖、南洋贸易，皆需商贾组织、工匠随行。若视彼等为「末』，事事掣肘，开拓之业何以持续？」
文章也并非全盘否定「重农」。
「农仍为基，此毋庸置疑。」
「然「重农』不必「抑末』。可并行而不悖。」
「如苏公「实行而一』之精神：农事需求，可借工商之力以提升；工商之利，亦可反哺农桑之基础。」最后回到「人理可易」的核心：
「古之抑末，因当时工商多涉奢靡投机，于小农之世确有弊害。」
「然今时已不同。工商若导之以德、规之以法，可成富国利民之臂助。」
「若仍守旧条，视其为必抑之「末』，则恐束缚天下活力，背离「致良知』「务实而行』之新儒精神。」
文章结尾简短有力：
「故请朝野再思：」
「「崇本抑末』是否当随世而易？」
「农工商之关系，是否可据苏公「人理』之说，予以更合时宜之调整？」
「此非弃本，实为固本开新。」
社论署名是《商报》主笔。
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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